1998年8月，索罗斯等一批国际炒家对香港联系汇率和香港股市发动了立体式狙击。一方面，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大鳄”指挥旗下的基金大手沽售港元，三度冲击香港奉行多年的联系汇率，港元对美元汇率从高位迅速下降；同时，至1998年8月14日，恒生指数已下挫至6500点，是当时近五年的新低。香港股市和汇市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港府做出了干预市场的决定。随之动用了118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购买香港股票。炒家不断抛空股票 ，港府则力接沽盘。经过十余天的火拼，港府成功击退了炒家，迫使金融“大鳄”铩羽而归。到8月28日，恒指以7829点收市，成交额达790亿美元，创出单日成交最高历史纪录。此后，港府财政司立即注册成立了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入市行动中购买的股票。到2001年为止的32个月中，香港政府当时动用的外汇基金尽数回笼，同时还赚回1100多亿港元。2002年，外汇基金通过盈富基金将手中的港股平稳地转入香港市民手中，顺利完成了非常时期的历史使命，功成身退。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在此大背景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袭击，政府果断出手，低位接盘，顶住压力，取得了预期效果。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曾数次干预股票市场，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挽救暴跌的股市和低迷的经济，日本政府从1992年开始，数次动用邮政储蓄基金入市。日本邮政储蓄是日本最大最有实力金融机构之一，其资金规模达240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一半，占国民私人储蓄的六分之一。日本政府每次动用邮政储蓄基金及其他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股市，在当时均有一定效果，但好景不长，股市又出现下跌。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好转，日本经济整体处于衰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救市是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虽然能起到一阵效果，但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再说台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在东亚和东南亚引发了广泛的经济动荡，也促使台湾酝酿建立一个常态的金融稳定机制。1999年7月，台湾当局提出设立“国安基金”的设想，2000年1月15日经台湾“立法院”通过有关条例，于2月9日公布施行。“国安基金”可运作资金总额为5000亿元新台币。2000年3月，“国安基金”首次启动入市，当时的背景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极有可能选举获胜，台海局势紧张。从2月中旬开始，台湾加权指数巨幅波动，2月21日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3月13日创下617点的单日跌幅纪录。3月16日，“国安基金”动用514亿元新台币入场托市。在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国安基金”先后动用1200多亿新台币进入股市和期市，最多时股票投资额达到1700亿元新台币。2004年初，台湾当局再次动用所谓包括“国安基金”在内的“五大基金”为股市托盘。“国安基金”虽然屡屡出手入市，但并未阻止股市的下跌，2000年从入市前一天(3月15日)的8640点直落到12月27日的4614点，跌幅近一半。2004年再次入市后也是涨涨跌跌。几年搏杀下来，“国安基金”不仅未能托住股市，而且账面亏损曾高达800多亿元新台币。
“国安基金”为何不灵，错在何处？从上述可以看出，“国安基金”的失败并非这只基金不好，而是没有操作好，且沦为了“政治工具”。具体来说，一是入市时机不妥，在8000多点高位入市，必然惨被套牢。政府基金必须是在超跌和过度调整时才能入市，否则和一般盈利性基金没什么区别。而且逢低便入场托市，造成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减弱和依赖心理，陷入恶性循环；二是“国安基金”的目标已完全扭曲，在实践上沦为政治性护盘工具；三是台湾经济基本面不好，“国安基金”难以扭转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股市颓势。政府基金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基本面不好的情况下，即使“国安基金”操作得当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政府基金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设计得好，操作得好，顺应市场机制而又纠正市场机制的不足，那么可以起到相当好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稳定。反之则适得其反。
